如何解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如何解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如何解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如何解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三个“关系”及其定位.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在不断深化与拓展开来,最初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实质、意义、价值等基础性前提性问题已经得到了深化理解并且拓展开来,“中国化”作为重要的研究范式正在发挥统一和整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其哲学的研究的作用,产生了许多学科间和学科内的“关系”问题,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世界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深化的表征和突破口,它们仍然属于拓展与深化了的前提性基础性问题范畴,一方面不仅对它的理解和探讨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另一方面目前的理解和研究还十分简单、机械甚至是有曲解与误解,需要更深入地剖析与辨明.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及其定位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总体性的历史进程,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种包含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在逻辑上也是没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这种蕴含关系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同一个过程,难分彼此,是作为一个理论整体的中国化.有人认为,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表述:这里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同样应该把它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比较准确地道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深刻内涵,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具有提供世界观、方法论和精神实质的理论功能,同时具有在文化层面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与哲学的融会与贯通的功能,实质上则是一个传播、理解、选择、接受和创造性的理论转换和再生产的中国化过程.这个过程直接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即毛泽东思想和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们的哲学基础或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形态.但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服从和受制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逻辑,因而一方面只是初步的,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一个隐性的非自觉的过程,其自身还没有形成十分显性的学理逻辑.艾思奇等人虽然较早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 但又认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然而在基本上,整个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2].但当时的救亡现实迫切需要的是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通俗化的中国化,而中国化的其他方面的进展并不理想.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才再次成为讨论的热点.因此,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已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飞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不能说已完成了一次飞跃[3],甚至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是难以成立的[4].国内学界基本上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5].但是,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经构成了其历史性发展的源头和原初本真意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所在.无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学术逻辑上如何拓展与深化,作为“活水源头”的它是永远需要被回溯和观照的“典型”对象,是能够起到规范作用的活的灵魂与精神象征.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看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部分,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原初语境,虽然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但伴随着这一进程的历史性拓展,这种“蕴含”式的理解就显得比较抽象和简单化,它需要以历史性的“解释”来展现其整体性的具体生动的历史与思想进程.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作为改造世界的哲学实现过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历史进程中应是完全一致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有自身的推进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样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中国实际的根本方面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现代化的实践,其次才是历史、文化与传统.如果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文化层面的理解和阐释则与其实质不完全吻合,这是把它看做可以脱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作抽象理解的产物,从历史的逻辑看这是不合适的.此外,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化,特别是学术化的表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是一种立足于实践基础上的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研究,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一个政治层面与学术层面.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实践版本、理论版本与学术版本的区分与统一的问题[6].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过程可以有三个层次:实践层次,即哲学在实践中的实现;理论层面,即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中作为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础以及新思维、新概念、新观点等的“蕴含”式存在;学术层面,即作为学理性逻辑性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形态.相应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机制也就是实践、理论与学术三个方面的辩证统一.据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第一、第二个层面是已经实现并正在继续实现的,并且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实际上是理论与实践同一的特性),但代表学术性的第三个层次的确是正在努力但远未完成的.
因此,只有仔细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政治性与学术性或政治层面与学术层面的区分, 只有如此理解才是具体清晰避免抽象化的,而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也就可以深化具体化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理论进程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层面完成起来要困难和复杂得多,特别需要哲学界长期的共同努力来最终完全实现.有人困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实现理论创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却难以同步发展,总显得滞后[7].这正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能完全等同,它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和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有一个与历史、文化、传统相融合的过程,这一路径的直接承担者主要是具备良好中西文化特别是哲学修养的中国哲学家和思想家,是一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历史、文化与传统进行学术研究的工程.这就是毛泽东所讲的我们要继承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也就是批判性研究、梳理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中国文学、中国哲学,等等.有研究表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对湖湘学风的承继与发展,吕振羽对中国思想通史的整理与阐释,侯外庐对早期启蒙思潮结合点的确立,张申府、张岱年兄弟对“三结合”的新哲学的建构,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的有代表性的形态[8].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世界化的关系及其定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同时,又面临着世界化与现代化问题,因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辨明.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性或世界化的哲学,但为何民族化成为它在当今时代发展的重要形式呢?人们从不同哲学与文化的对话与通融的可能与可行性、从唯物辩证法的普遍与特殊逻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科学性等角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理解和论证.但是,更深入地理解这个问题还需要继续追问,民族化现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独有的发展特性还是所有哲学交往的必经之路呢?综观整个人类的哲学与文化交流的历史和现实,可以发现,几乎所有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形态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与发展都伴随着民族化现象,但是这种民族化现象主要是属于一种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形(范)式,如西方哲学从古希腊至今的哲学家及其著作在中国都有一定的文化影响,中国哲学家对其的研究,中国哲学教育对其的系统传播等,可称之为中华民族化.任何重大哲学形式都首先是个性化的和具有本民族特性的,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由个性化而民族化,再由民族化而世界化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哲学都首先是民族化的,世界化既代表着它的广泛影响,又伴随着其重要性发展壮大,当然世界化对不同的哲学形态来说有广度、深度之别,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哲学都是世界化程度很高的哲学形态,都可称之为真正的世界性哲学.
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实践特性,或者就是一种要改造世界的哲学,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践化,而实践化就必然要民族化,或者说民族化只是其实现实践化的中介,与其他哲学的民族化相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决定于其实践化的“内在”向“外在”突破与转化的特性,远不仅仅是基于文化交流的文化形式.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决定性环节是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民族化的现实必要性.也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世界化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哲学的民族化与世界化的关系,二者不能简单地相提并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民族化,它更独特更复杂更具有发展特性,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独有发展形式,是一个发展的命题,根本上表现为一个实践问题,而其他哲学的民族化主要是一种传播和交流的文化形式,根本上表现为一个语言或文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世界化的关系问题是在实践化过程中产生的,中国化与世界化具有对等的性质,实践是二者对等的基础.这似乎不合逻辑,然而,关键在于看中国化实践的性质.也有人认为,“真正的哲学是世界化的哲学,只有世界化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9].依此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世界化的哲学,它的民族化特别是中国化就是对其世界化的解构,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世界化是一种纯粹的对立还是实际的辩证运动过程呢?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直接实践基础或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种实践形式是当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典型”,它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根本不同于当代资本主义实践,其伟大的历史性成就和空前的世界影响力,在当前人类社会中都具有十分积极而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代表着人类摒弃资本主义,走向未来更美好社会的现实和期待.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仍然是其世界化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二者关系的基点就在于中国化,因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处于明显劣势的历史境遇之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才是具体的现实,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在今天已经实际上表现为各国的具体实践.在当代,其世界化的现实性正蕴含于中国化之中,可以把作为“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的当前实现形式,因而只能或者必须以中国化来理解或谋划其世界化,而不是相反.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及其定位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过程也就是其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化蕴含现代化.但是,进一步追问就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何要现代化如何现代化却与它为何要中国化如何中国化的内在逻辑是有矛盾的,甚至有对立的理解和根本不同的取向,因而二者的关系很难作简单化处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代化维度,意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站在人类现代历史的高度,全面融合人类从20世纪至今的现代化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成果,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及其对人类生产生活的深刻影响,体现时代、实践与文明、文化的现时高度,建构奠基于21世纪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发展前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形态.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何实现其现代化的目标呢?笔者认为,当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的宏大视野的探讨,以及文化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等的微观研究,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的努力方向,因而是十分必要和有价值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能否成为统一的哲学研究范式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一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只有以中国化为目标和方向,才有可能真正面对中国现实提炼出中国问题,研究成果最终服务于现实需要及真正体现现实的意义与价值;另一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才能超越狭隘的民族视界,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现代性,不断提升其世界普适性.矛盾在于,同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种情况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化的研究够“中国”,但不够“哲学”,够“政治”,但不够“学术”;另一种情况是面向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学术化研究,则出现够“哲学”和“学术”(大量采用西方话语及研究模式),不够“中国”和“政治”(远离中国现实或以西方理论直观中国现实).可见,二者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把二者统一起来形成合力是必然趋势.二者相比较,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更现实合理,更有意义和价值.而如何统一,则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定位,以下两个方面需要认真探讨:
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是现代化的一种模式或形态,不是保守主义,更不是反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直接实践基础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它要求传承中国优良传统文化并使之现代化,这一使命或目标不是文化保守主义.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哲学本身就是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精华的先进文化,它的产生、发展与它的开放包容的文化秉性一样是完全开放的,它恰恰要批判历史上一切落后于历史发展又不符合人的现实需要的旧文化形态,批判和改造、吸收和升华是其本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对话、交融与合体是其中国化之文化内涵,这一进程是对中华文化精华的承继、升华和现代化,是对其封建糟粕的批判与剔除,更是反文化保守主义的.此外,近年的“国学热”表明,单纯的“国学”复兴恰恰容易陷入文化保守主义,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相一致,则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根本路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其中,不能简单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是意识形态霸权.相反,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居主导地位,则很可能导向的是文化保守与复古,那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文化功能的展现.再者,当前哲学解释学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似乎有不小的影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只有在二者能平等相待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深入到了“结合”之实质,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仅是对“文本”的“理解”与“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伟大的历史进程是客观事实,是不能“文本”化的,因而哲学解释学根本无法解释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即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才能使中国社会历史走向现代化.可见,不能过分迷信解释学,解释学的合理性是有限度的,中国近现代的历史逻辑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文化使命的背景,也是其根基.
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现代化的历史基础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对这一点,中国与西方在理解上有分歧.迄今为止,不少西方学者认为,这个世界上成功的现代化只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模式的基本要素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体系等构件,是否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别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否是一种实际存在都是西方学者的疑团.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性实践,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问题.国内不少学者仍然以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范式来理解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无疑是削足适履.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对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新思维既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我们认为,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现代化的直接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可作参考和借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绝不是与西方现代性根本一致的,它的实质仍然是与中国化的“结合”,是中国化的应有之义,体现的恰恰是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它不是随意地与西方现代性“合谋”地建构,也不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的,它的建构既需要中国哲学家长期共同的艰苦努力,更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长期健康发展作深厚的历史积淀.[参考文献][1]徐素华.论中国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M].香港:北京文化出版社,2006.141.
[2]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91.
[3]许全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若干新思考[M].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 (1).
[4]黄楠森.谈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J].理论视野,199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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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姜喜咏.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关联概念群的初步辨析[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3).
[7]李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同进路[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 (2).
[8]李维武. 20世纪30年代—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的形态[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 (2).
[9]欧阳康.哲学研究方法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