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关于科学发展的制度明朝有过明令禁止发展科学 或者阻碍科学发展的政策吗?如果有请说明理由.

明朝关于科学发展的制度明朝有过明令禁止发展科学 或者阻碍科学发展的政策吗?如果有请说明理由.
明朝关于科学发展的制度
明朝有过明令禁止发展科学 或者阻碍科学发展的政策吗?如果有请说明理由.

明朝关于科学发展的制度明朝有过明令禁止发展科学 或者阻碍科学发展的政策吗?如果有请说明理由.
明朝初期,当时中国的科技还是相当发达,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郑和的七下西洋,据史料记载,当时郑和的船只中最大的叫做宝船,这船到底有多大呢,“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按照这个长度,郑和大可在航海之余举办个运动会,设置了百米跑道绝对不成问题. 而八十年后,越过好望角来到印度的达•伽马拥有的却是由四艘长不过二十米的单桅单帆帆船组成的舰队,而就这已经是在葡萄牙国王大力支持下欧洲最好的船队了.明初科技的领先程度可见一斑.其实,即使在明朝末年,中国的科技同西方比起来也丝毫不弱,1634年《崇祯历书》完成,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可见,即使是在明朝末年,我国的科技也并不是很落后.其实,应该对中国科技落后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清朝统治者,正是他们导致了中国科技的全面衰落,当然了,明朝也应当负一定的责任,毕竟中国科技的衰落是从明朝开始的,以下是本人对此的分析.
关键字：明朝中后期、科技、落后.
一,思想禁锢；
说到这我们就不得不先提一下明朝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隋朝发明的,但是真正把科举制度发扬光大还是明清时期,在明朝之前,因科举而走入仕途的并不多,因为科举录取的人数十分有限,而从明朝开始,科举录取人数大量增加,自此,科举制度才真正普及开来.为了控制大量由科举进入仕途的人才,明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而正是这些新的措施,为中国科技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⒈八股取仕
八股是个很值得一提的现象,八股可以说是明朝的发明创造,这套玩意自朱元璋起,到明朝中期发展完善,影响了后来近五百年的知识分子.
当时的学子们的考试科目分为三场,第一场考经义,也就是四书五经,第二场考试实用文体写作,第三场靠时务策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这是取士的关键.
当时的考生们不像现在的学生,考试前要复习很多内容,对他们而言,只要背好四书五经就行了,题目只能在这里出,不可能有别的题目.范围相当小,背起来容易,而且写文章时有规定的字数,一般不超过五百字,不象现在的某些命题作文动不动就要千字以上,这么看来,当年的考试似乎要容易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关键在于格式和个人发挥,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几个部分,其中精华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你不能随便写的,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这种写法十分古板,你想多写一个字也不行,真是害人不浅,很多人都是一边写一边乱编,只为了凑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文字表面上看,十分整齐,细看下内容,废话满篇.
痛苦的不仅是考生,还有出题的老师,四书五经只有那么多字,各级考试都从里面出题,而出过的题一般是不能再用的,于是老师们奇计百出,把四书五经上下句割裂开,单独拿来出题,如把一句话斩头去尾,只用中间的几个字拿来考人,这种语句不通,张冠李戴的词句,连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何况学生呢
结果就是糊涂考糊涂,出题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考试的人也不知道,这样考出来的是什么人才?
这就暴露了八股考试的一个重要的弊端,选出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子.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
这样,明朝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人才个个都成了书呆子,这些人,将来又如何承担朝廷发展科技的任务呢?
2,推广心学
八股说到底是一种形式而已,就算古板,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别急,明朝统治者们还有杀手锏,这一招才是最厉害的.
明朝规定,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古人立言,要按照圣 人的思想去写文章,这个圣人是谁呢——朱熹.而当时的朱熹理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心学.
“明朝前期,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是程朱理学.明中叶后,由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封建危机加深,地主阶级思想家感到有必要在哲学思想上变换新的形式,用以维护明王朝的反动统治.王守仁主观唯心论的心学便应运而生.王守仁深受先秦思孟学派和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又直接继承了南宋陆九渊主观唯心论的心学,形成了庞杂的哲学思想体系.王守仁提出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心外无物”.他认为：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没有人的意念活动,就没有客观事物.他说：“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王守仁还提出“心外无理”的命题.在王守仁看来,事物的“理”,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所以说“心即理”.比如,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而王守仁却认为是人们心中所固有的,这就是他所谓的“良知”.王守仁主张,要认识“理”,即所谓“致良知”,其途径不是通过实践,而是到心中去体认先验的伦理道德观念.他要求人们主动自觉地为善去恶,用封建伦理道德去规范自己的行动.他竭力宣扬“去人欲,存天理”,只要人们体识到心中固有的“良知”,扫灭私欲,哪怕“愚夫愚妇”也可以成为“圣人”.王守仁的心学,归结起来,就是要求人们自觉地消除一切反抗的念头,从心底深处服从封建统治.”
就这样,科举出身的文人大多迂腐,认死理,整天学“圣人”,事必仿古,满口天朝上国,试问,这样的人又怎么肯能对科技感兴趣呢?
上诉两个政策,方便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却使得当时的人民迂腐,满脑子功名利禄,有文化的人争相去考取功名,视四书五经为圣物,而忽略了科技,从此,当明清两朝的读书人开始沉迷在八股文里钻营时,整个国家的科技文化的发展便陷于停顿了.中国的数学,天文学等不再领先世界,为清朝的全面衰落埋下了伏笔.
二,海禁；
明成化年间,由于日本海寇猖狂,明朝政府正式实行海禁.
这次海禁其实并没有为明朝的海防带来了多大的帮助,但是给中国科技带来的影响却是灾难的.
明朝的治国方针是一种非常保守的,满足于自给自足的思想,发展生产对于明朝来说不不对的,因为这违背了简朴的美德.因此当时的永乐帝和大臣们没有一个从郑和的描述联想到其中的巨大商业利益.当然由于当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足最强大国家,这些王孙大臣自然没有动力去海外捞世界.于此相反,当时欧洲各国的君主无不梦想着能打开到东方的新航路,带来大量财富,对航海都非常支持.不过我国东南沿海的居民一直都有出海的传统,当时民间的海上贸易也相当繁荣,因此如果明能支持航海事业,中国人建立美洲殖民地完全是可能的.
可是由于日本的倭寇开始骚扰中国沿海,明朝便禁止了民间出海,明太祖屡颁海禁令.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宣布“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十四年,又宣布“林示濒海民私通诲外诸国”.洪武十七年正月,“禁民入海捕鱼”.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甚至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明太祖制订律法,对于违禁者及私行放禁的滨海军卫官兵,都要处以严刑.明太祖的海禁,使唐、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遭到沉重打击.至永乐时,明成祖宣布：“不许沿海军民人等私自下番交通外国,遵洪武事例禁治.”小小的海盗竟然让号称最强大的明帝国,签署这样的命令,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从没有过,从这点看出明朝的外强中干,以及极端保守.
就这样由于国家的海禁,就此扼杀了我国当时还是最领先的航海事业,中华日不落帝国就此成为泡影.更主要的问题是,明清两朝由于禁止民众出海,而当时又不象汉唐一样和西域各国通好,这样在陆地和海洋上都把国门关闭起来,形成了闭关锁国的状态,由于那时侯欧洲的近代科学逐渐起步,中国的故步自封便失去了及时获得最新的科技知识的机会,一直到被炮火打开国门,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
历史上,任何一个文明如果和外界文明失去联系,那么这个文明的科技是不可能领先世界的,明朝海禁阻止了中国同外界的交流和联系,使得中国最终退出了世界科技竞争的舞台.
三,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农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在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活跃、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坚持重农抑商政策,把商、农发展对立起来就违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是明清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在手工业生产部门出现.到清朝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得到发展.这期间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发展十分缓慢.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指“处在萌芽状态的雇佣关系”,它的发展方向是资本主义.所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和西欧几乎是同时出现的.然而,它们的命运却戳然不同.在西欧,资本主义萌芽迅速发展、壮大,强有力地推动着自己的国家冲破封建牢笼,步入近代社会的门槛.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终究难以冲破自然经济的藩篱.原因何在?资本主义能在西欧腾飞,得力于重商主义的推行,而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前提.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不断遭受摧残,要归罪于重农抑商政策.重农抑商政策在明清两代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明清两代屡次颁布禁海令,严禁人民私自出海贸易.明神宗派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在工矿业发达地区、广设关卡,处处征税.清朝在全国城镇、交通要道,遍设税局,征税范围几乎包括全部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明政府还建立岁办和采办制度来盘剥商人.由于从事工商业必须承担风险,封建地租、高利贷就有更大吸引力.在明清两代,那些徽商、晋商发财以后,都广置田地,开办当铺,认为田地是最可靠的产业,放高利贷可以安坐获益.这就大大阻碍着社会财富向产业资本转化,困而限制了资本主义的成长.
而资本主义成长的滞后,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科技的发展,在我们资本注意发展滞后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却急速上升,新兴资本家对财富的占有欲,直接推动了当时大规模的全球探索和科学研究活动,从此,西方的科技突飞猛进,把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中国科技从此衰落,在之后长达500年的时间里一蹶不振,重农抑商,实在起了不小的影响.

基本上没有，详细的你可以看下面
其实明朝后期基本上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很多有识之士提出了开明的思想。
德国大思想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欧洲显然略胜一筹，即使在数学和战争科学上，中国也低于欧洲的水平。然而在实践哲学方面，既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欧洲实在是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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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没有，详细的你可以看下面
其实明朝后期基本上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很多有识之士提出了开明的思想。
德国大思想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欧洲显然略胜一筹，即使在数学和战争科学上，中国也低于欧洲的水平。然而在实践哲学方面，既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欧洲实在是相形见绌。”
李约瑟说：“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明代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和《梁启超论清学史》)。
在夏咸淳著的《明末奇才——张岱论》中有这么一段话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大批多才多艺的人物，乃是人类的骄傲。明朝时期，中国也出现了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文化景观。当时思想文化的精英们，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抑或是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都有着超越时代的卓越建树。李时珍，徐光启，吴有性，徐弘祖，宋应星，李贽，唐顺之，王阳明，黄宗羲，方以智，朱载堉，兰陵笑笑生，汤显祖，袁宏道，袁小修，冯梦龙，张贷，张溥、唐伯虎，石涛，八大山人，徐文长，李渔，傅山这一颗颗明星将中华文明点缀得格外绚丽夺目，那时中国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莎士比亚，塞万提斯”
其实说那个时代的人超前历史三百年的声音不绝于耳，比如有人说李贽是超前了三百年，有人说黄宗羲超前了三百年，王夫之是超前了三百年，顾炎武是超前了三百年，方以智是超前了三百年，等等，当这么多的人都是所谓的超前了三百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究竟是他们超前了三百年呢，还是中国在后来的发展中了落后了三百年，停滞了三百年，以致三百年后回首古人，才发出这些古人超前三百年的感叹
其实明朝晚期和中国近现代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人所注意。
清末的维新变法派和革命党人使用的许多思想武器都是来自两百多年前的明末，甚至直接把明末的思想家的言论作为宣传的武器
下面我们一一列举明代中国出现的与近现代文明接轨的思想和事实
一、政治上
在君臣关系上，嘉靖万历年间的思想家何心隐藏提出君臣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君臣相师，君臣相友”“相友而师”
在舆论监督上
万历年间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
在权力分配上，
东林党人钱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
王夫之提出的虚君立宪思想
“有天子而若无，则无天子而若有，主虽幼，百尹皆赞成治之人，而恶用标辅政之名以疑天下哉？”
“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虚静而统天下，则不恃贵戚旧臣以夹辅”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
黄宗羲提出的揭露君主专制本质的思想
“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鸣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二、经济上
王夫之明确提出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的主张
“若土，则非王者所得私也。”“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
“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
不干涉的经济主张：
“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
三、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
瞿太素说：
“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与陈遵之书》）
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
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在愚昧的满清统治下，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天工开物》都会在中国失传，更不必说别的了。
四、在开眼看世界上
人们把林则徐，魏源所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实际上这种说法根本错误，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殖民强盗
徐光启在《复苏伯润柱史》信中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
五、在以人为本，张扬个性上
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
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
罗汝芳说“夫所谓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镇地焉，以立人极于宇宙之间”
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贵生书信记》《明复说》）
明末大思想家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
六、在破除束缚，解放思想上
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
王阳明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
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关之鸡
“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
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
象不象鲁迅在五四时期说的话，然而这是提前了将近三百多年说的话。
七、在社会进化论方面
嘉靖时期的思想巨人王廷相在《雅述》下篇中说
“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理无形质，安得而朽？以其情实论之，楫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八、在文明演变发展方面
王夫之说“大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大昊以前，中国人不过是麋聚鸟集的野蛮人而已，但未必在日照月临之下的全世界都是如此。肯定在某个地方存在一个比中国更早步入了文明的社会，只不过因为人力不通，所以那边文明正处于强盛时期的时候，中国这边由于处于野蛮状态，而不能知道罢了。而到了中国文明强盛起来的时候，那边的文明衰落了下去，不能显示出它的光辉，所以中国这边也还是不能知道罢了。
“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易》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非谓天地之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于此土，则其德毁矣”
“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
也就是说中国的文明一会儿明亮，一会儿熄灭，将来必定消失退化到没有文明的状态，人也退化返回到轩辕以前，没有一个不是夷狄（“蔑不夷矣”）。显然这里的“夷”正是和文明对立的野蛮的同意词。
九、在捍卫文明，抵抗野蛮上
王夫之说“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
“夷夏者，义之犹严者”“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
痛斥“败类之儒，鬻道统于夷狄盗贼而使窃”
朱舜水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也很大，这有梁启超和李大钊的话为证
梁启超说“舜水尤为伉烈，他反抗满洲的精神，至老不衰……（舜水的话）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触电气一般震得直跳，对于近二十年政治变动影响实在不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李大钊说“先哲朱舜水，身丁亡国大痛，间关出走，飘零异域，无时不以恢复中原为念。虽至势穷力尽，曾无灰心挫志，直至死而后己。……钊生当衰季之世，怆怀故国，倾心往哲。每有感触，辄复凄然”（1913年《言*》月刊）
十、在节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上
冯梦龙说“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少，何以养之？”（冯梦龙《太平广记钞》卷七，1626年，天启六年出版）
宋应星说
“一人两子算盘推，积到千年百万胎，幼子无孙犹不瞑，争叫杀运不重来”
十一、在提倡妇女解放，恋爱自由上
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
“‘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也择夫也。谓之人尽夫，亦可也”
“即今国家律令……妇再适者，无禁焉。淫者，罪止于杖而已。岂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于士君子，而薄则于妇人女子也？”
十二、在物竞天择，人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观念上
明朝中期大思想家王廷相明确提出自然界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自然万物并非为人所设，人不过是自然界万物中的一员，只不过人比其他动物聪明，所以才能驾驭趋势食用其他生物而已
王廷相说“天地之生物，势不得不然也，天何心哉？强食弱，大贼小，智残愚，物之势不得不然也，天又何心哉？”
“人物之生于造化。一而已矣。无大小，无灵蠢，无寿夭，各随气之所秉而为生，此天地之化所以为公也。……但人灵于物，其智力机巧足以尽万物而制之，或驱逐而远避，或拘系而役使，或戕杀而肉食，天之意岂如是哉？物势之自然耳。故强凌弱，众暴寡，智戕愚，通万物而皆然，虽天亦无如之何矣！”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大自然产生出人和其他一切生物，都是按照同一的规律。无论形体的大小，无论智力的灵蠢，无论寿命的长短，都不过是按照其各自秉承的物质基础而进行生命活动。天地变化规律之所以为公正就体现在这里。……人比其他生物聪明，智力机巧足够穷尽所有其他生物来加以控制，把有的生物驱逐远离人类，有的生物则加以拘系役使，有的生物则戕杀吃它们的肉，上天的意思难道愿意这样吗？不过是事物的必然趋势而已，所以强大的欺凌弱小的，数量多的镇压数量少的，聪明的戕杀愚蠢，这个道理在世间万物都是相通的都是一样。就算是上天也无可奈何，也不能加以改变
王夫之说“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备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直立之兽而已”
也就是说，中国这块地方，在轩辕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兽。在这里王夫之，已经提出了动物禽兽进化成人的概念。
十三，在文学思想上面
明代万历时期有著名的袁氏三兄弟，建立的文学派别叫做公安派
而这个公安派居然直接成为了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四十三页中说
“假如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受到的西洋的影响，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
“晚明和五四时代的新文学运动，精神完全相同”
十四，文字改革，汉字拉丁化拼音化，以及创建世界语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同时也是明末四大思想巨头之一的方以智，主张汉字拼音化（比五四时期鲁迅等人的主张早了将近三百年）
在《方以智评传》中说“方以智主张文字拼音化，他仿西文列汉字成字母，依照音韵变化列出《旋韵图》”“方以智欣赏西方的拼音文字，希望中国和西方有朝一日能享同文之化。他设想进行文字改革必须先设立一个共同遵循的法则，有了它，可‘以近推远，以今推古’。”
他说“数千载之下，亿万里之外，皆可以对翻，小则明文字之音义，一贯而知，大则知无声之原，以尽声音之变，和乐律，通鬼神，格鸟兽”
《方以智评传》的作者感慨道：“这对于一个坚持改革的启蒙思想家，是何等博大的气魄，但是方以智的时代却不能给予他施展抱负的必要条件。他的愿望停留在纸上，近三百年之后，才被炎黄后裔逐步化为现实”
事实上方以智在1639年（崇祯24年，这个时候他才28岁）完成他的的巨著《通雅》和《物理小识》之后两三年，满清就入关了，方以智投入了反清洪流中，他身为明朝进士，受过崇祯皇帝亲自见解，自然成为满清肉中钉眼中刺，后流亡各地，被迫削发为僧，但到康熙十年，还是没有能逃过满清毒手，被抓捕，押解途中，经过惶恐滩，也就是文天祥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方以智当然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报复。
十五，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转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40页）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说“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能陈此十事相当不易。有学者认为，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弘通的知识体系的划分”
徐光启的这个奏折，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当时明朝只过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徐光启的设想是无法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的。
尚智丛说：“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核心就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具有近现代科学的特征，酝酿着近现代科学的倾向，他把数学做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地位，在这里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学先驱更高明。
他希望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使中国的科学思想在质上迈进了一大步”
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但结果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的统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毁灭割裂。满清的黑暗统治下，这样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十六，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划分，以及两者关系的论述
在这点上，明朝的学者领先于同期的西方，当西方还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的时候，明朝的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方以智提出“质测”的概念，并下了一个定义
“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显然这里“质测”的概念就是现在自然科学的概念
然后方以智提出“通几”的概念，并下了定义
“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亦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亦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
这里的通几就是现在所说的哲学
然后方以智论述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
“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意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密之神者，其流遗物”
“通几护质测之穷”
“不可以质测废通几，不可以通几废质测。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
方以智通过自己深厚的自然科学修养和哲学修养，对当时的西方传教士传过来的知识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他说“远西学人，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然而志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
方以智通过对《崇祯历书》中第谷宇宙体系的分析得出结论“绝对静止的天是不存在的，所谓‘大造之主’不过是运转不已的自然之天体。传教士所谓的上帝不过是臆说。他用理论用逻辑批判了传教士的创世说，讽刺他们‘详于质测而不善言通几，往往意以语阂’”
十七，军事上
徐光启在崇祯四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以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
“臣今所拟，每一营所用双轮车一百二十辆，炮车一百二十辆，粮车六十辆，共三百辆。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鹰铳一百门，鸟铳一千二百门，战士两千人，队兵二千人。……行之为阵，止之为营。遇大敌，先以大小火器更迭击之；……敌在近，则我步兵以出击之；若铁骑来，直以炮击之，亦可以步兵击之。此则实选实练所致，非未教之民可猝得也。而不如是，又不足以破敌。……臣言三聚当用6万人。若悉皆招募，费必不资，亦未可遽得。……若先练一营之人，先办一营之器，两者齐备，既成营矣。一营既成，更办次营，6万人当为15营。若成就四五营，可聚可散，则不忧关内；成就十营，则不忧关外；十五营俱就，则不忧进取矣。倘止完一二营，仅可协助大城为守，未堪野战也。此臣所谓车战之制，应须选募同强，教练同习，营阵同法，器械同利者也。其见在之兵，则速召孙元化于登州，令统兵以来，可成一营矣”
这个计划得到了崇祯皇帝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
遗憾的是几个月以后孙元化被卖国贼叛军孔有德俘，后放回，孙元化因为渎职罪而被处死。使得徐光启的练军计划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了。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只会领先于同期的西方而不可能落后。
这里介绍一下孙元化，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登州事变，没有孔有德这个丧心病狂的卖国贼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是没有问题的
十八，海洋力量
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根据当时书籍记载，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
十九、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
明朝人王徵，万历二十二年中举人，天启二年中进士，根据台湾方豪先生著《中西交通史。王徵自制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
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西儒耳目资》，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
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远西奇器图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王徵在自序中说明了自己的取舍原则：“不甚关切民生日用……又非国家工作之所急需，则不录，特录其最切要者”
除了和邓玉函合作的《远西奇器图说》外，王徵还有独立撰写的《新制诸器图说》，记录的是他个人的发明如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等等
王徵另外有一部他写的手稿，是对他的《新制诸器图说》补充，新增加了二十四种机器
天球自转，地堑自收，……水轮自汲、水漏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轰、风轮转重、风车行远、云梯直上、云梯斜飞、气足发矢、……、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活钳擒钟、……神威惊敌
在王徵写的其他著作中还收录一些其他发明的机器，如运重机器，活动地平，生火机，西洋神器测量定表，活闸自动开闭及常闸上下转移之器，榨油活机，螺丝转梯等等。
王徵在崇祯年间去登州协助孙元化训练火器新军，是孙元化的一个得力助手，应是在孔有德的登州叛乱中遇害了。
二十 现代医学的萌芽
引用李申著《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
“不论对错利弊如何，明代医学家都力求在医学领域走一条古人没有走过的路。这种探索最积极的成果，就是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吴有性的《瘟疫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吴有性的《瘟疫论》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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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取士制度，形成了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愚民政策，使全社会民众在统一且莫须有的思想和道德约束之下，方便管理．你可以发现，宋朝很多没有走科举之路的人反而成了事儿，像宋应星，徐霞客等等，而徐光启这样的人也是在走科举之路的同时接触了利马窦这样的外国传教士，走上西方理性科学思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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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取士制度，形成了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愚民政策，使全社会民众在统一且莫须有的思想和道德约束之下，方便管理．你可以发现，宋朝很多没有走科举之路的人反而成了事儿，像宋应星，徐霞客等等，而徐光启这样的人也是在走科举之路的同时接触了利马窦这样的外国传教士，走上西方理性科学思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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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是没有。
明朝依然有徐光启、宋应星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说明令禁止呢？

没有。
连黄书都不禁

好像没有禁止也没有提倡吧。明朝也是皇权第一。
有人说明朝后期也有了自然科学的萌芽，但自然科学的萌芽周朝就有的是（如墨子第一个发现小孔成像等），只是当权这一直没有重视。尽管《墨经》中有关于光、磁、力等现象的记载,但只限于定性探讨,似观察记录,未分析论证原因,没有形成规律性认识。这和古希腊物理学相比,实在不及。而且墨家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昙花一现,没有形成持久的作用力量。墨家的科学传统遭到“罢黜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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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没有禁止也没有提倡吧。明朝也是皇权第一。
有人说明朝后期也有了自然科学的萌芽，但自然科学的萌芽周朝就有的是（如墨子第一个发现小孔成像等），只是当权这一直没有重视。尽管《墨经》中有关于光、磁、力等现象的记载,但只限于定性探讨,似观察记录,未分析论证原因,没有形成规律性认识。这和古希腊物理学相比,实在不及。而且墨家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昙花一现,没有形成持久的作用力量。墨家的科学传统遭到“罢黜百家,独尊儒学”的政策扼杀,中途夭折，这是物理学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墨学主张:“非攻”“兼爱”“尚贤”为统治阶级所不齿。
18世纪法国传教士认为,中国科技不发达,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因为科技不能使他们升官发财而不愿从事科技。(墨子就是例证)加之,封建社会从明朝以后推行科举八股制度,尽揽天下文才,这些文人多数只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对科学技术知之甚少。而那些技艺精湛者,善于“天元术”者,未进缙绅之列，得不到重用，才能得不到发挥。自始至终,封建统治阶级精于治世,而疏于制“天”,这是中国传统的缺陷。
徐光启是明朝末期的大科学家也提倡用数学来做自然科学的基础，他的科学思想是只得提倡的。据说他是第一个把“欧吉里德数学”介绍给中国，其实“欧吉里德数学”是元朝时候就来到了中国。只是元明两朝忽略了他，所以后来的徐光启的思想也定被忽略。这个时期的欧洲的很多国家就有了皇家科学院，很多人就去研究科学。
真正的自然科学萌芽其实从古希腊开始的。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欧吉里德等人成就，就我们现在的人也到初中以后才能学到。这些人生活的时代可能时中国的周代吧。不过古希腊文明的没落，到后来的欧洲人都认为它是神话。经过文艺复兴才把古希腊文明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所以中国的哪个朝代好像都没有禁止过发展科学，只不过是没有重视而已。
英国著名的研究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院士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保持一个让西方望尘莫及的发展水平，中国科学发现和发明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古代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应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
现代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中关于落后的起始时间许多人认为始于明清之际，大约从中国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至清乾隆（1736—1795）为止,中间有二百年左右的过度期。在此之前，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在宋元时期，科学技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中数学和三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也是当时世界科学技术的最高峰。宋元时期对应的历史时间段是公元11世纪到14世纪，而这个时间段对应西方欧洲的却是黑暗的中世纪。
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只有从科学技术体系本身考虑才能有助于解决．古代科学技术的缺陷制约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辩证性与实用性影响了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产生，思维方式和科学价值观的差异是中西科技形成差距的原因之一。
从欧洲古希腊文明和中国古代科学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古希腊科学在思想和方法方面已接近近代科学的特征，它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不在于给后人留下了伟大的物质文明,而在于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研究方法,这才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技术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古希腊科学偏重理论思维,讲究思维方式的特点，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而中国古代科学在这方面却先天不足,这不能不是制约它发展,与近代科技失之交臂的原因。这样说来，早在明清之前,即使在宋元时期,根深蒂固的中国古代科技由于自身的缺陷，已经限制了它继续发展的势头。这才是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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