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节能减排,低碳生活”的论文一篇 600~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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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权益交易：中国的路还有多远?》
　　企业或个人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和他人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例如制造垃圾、污染空气和水源,这种行为对企业本身有利,却无形中给社会和他人带来消极影响.因此,这样的企业或个人理应缴纳缴纳一定的费用,从而承担必要增加的治理环境的成本.
　　环境权益交易的理论基础
　　关于如何收取治理环境的费用,经济学家提出了两种主张：一种是由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提出的“庇古税”,主张对排污企业进行惩罚性收费或奖励来控制污染、保护环境,从而有效地配置稀缺的环境资源；另一种是根据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提出的通过产权界定、市场交易来纠正环境资源市场价格与相对价格的偏差,也就是通过市场手段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环境权益交易的内容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环保局尝试将排污权交易用于大气污染源和水污染源管理,逐步建立起以补偿、储存和容量节余等为核心内容的排污权交易政策体系.到20世纪90年代,在桑德尔博士（Richard Sandor,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创始人）的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开始了二氧化硫排放配额的“cap and trade”,即总量控制(cap)和配额交易(trade).
　　从以往的实践经验来看,环境交易可以分为四个等级：节能减排与环保技术交易；排污权交易,主要指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COD,衡量水受污染的指标)；节能量指标交易；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即碳交易.目前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环境交易机构,如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欧洲气候交易所(ECX)均以“碳交易”、“排污权交易”作为主要的交易内容.
　　中国环境权益交易面临的问题
　　环境权益交易要得以开展,需要具备非常成熟的市场环境和完善的法律环境.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但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要开展正常的环境权益交易,依然面临许多困难.
　　开展环境权益交易至少需要具备三个前提的条件：一是总量限制及其价值的确定,二是环境权益的初始配置,三是确定环境权益交易的指标体系.
　　首先说总量限制以及价值确定的问题.如果要控制排污,政府应根据环境目标控制点的环境质量标准,结合污染物的扩散模式,确定区域内的污染物允许排放量,即环境容量,然后据此确定排污总量是排污权交易的上限,不能超过环境容量,所以排污权交易首先要确定环境容量,对环境容量进行科学的评价与计算.如果要控制节能量,也需要确定一个总体的能效指标,然后确定节能量.比较复杂的是碳交易,因为碳排放不仅是国内环境问题,也是全球性问题,如何确定一国碳排放的总量是一个政治和经济上博弈的结果.我国目前能够实施的CDM和自愿减排实际上是没有总量约束的新能源,这对产品定价会带来较大困难.
　　其次是环境权益的初始配置.环境权益的初始配置实际上是对环境使用权实行公正的分配,国外现有的配置方法主要有政府无偿分配方式和有偿分配方式其中有偿分配方式一般在政府指定统一价格后在拍卖市场拍卖,通过市场竞争方式达到帕累托效率最优.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在分配环节上,如何保证分配的合理性和公平性是一个大问题.
　　最后是指标体系的确定.环境权益不同于一般的商品,看不见,摸不着,其价值和价格确定受制于不同的主体、地理位置、制度条件等复杂因素,以污染排放为例,由于在不同的排放地点、排放时间,以及不同的污染物,对受控点具有不同的浓度贡献,而受控点环境质量标准是唯一的,所以排污权交易不能按照一般商品的交易原则进行.如果众多不同品种的环境权益只能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进行交易,交易的尺度和标准都不同,就如同商品交易没有统一的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这种交易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
　　最近两年,国内的环境交易机构纷纷上马,北京、上海、天津、云南、湖北、陕西、山西环境交易所均已成立,最近贵州也成立了国内第八家环境交易所,环境权益交易市场表面上一片繁荣.然而事情的背后是,我们还有大量的基础工作没有做到位.这似乎曾经看到的一副漫画的场景：画面的一边是宴席上的一群食客,满心欢喜地挥舞着刀叉,准备享用即将开始的饕餮盛宴；而画面的另一边是厨房里面的大厨正手忙脚乱,满头大汗的样子,脑袋里面装着一个问号：客人们吃什么?